一代伟人刘少奇。

　　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他在城楼上征求谢觉哉对发动红卫兵起来反修防修的意见，谢觉哉是个大实在人，又是党内元老之一，他说，娃娃们举着红旗手舞足蹈，样子是好看，但“文化大革命”属于思想领域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不宜采取这种方式。言下之意，他不赞成用极端的方法对待刘少奇。毛泽东听后没有当面责备谢觉哉，也没有正面答复谢觉哉的疑问，只要求他安心养老，健康长寿。今天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地说，谢觉哉当时在有意无意之中，确实想力图化解两位同乡主席之间的治国理念分歧，并试图为刘少奇说几句公道话，只可惜，“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史常常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刘少奇和开国上将甘泗淇是在战争年代相识的，并且有过直接交往。1942年11月，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途中必须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时毛泽东很为刘少奇的安全担心，他直接给甘泗淇等驻地部队密电，要求他们：“少奇过路，你们派人接待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其时，甘泗淇和林枫、周士第等安全把刘少奇接到120师部，确保了刘少奇平安返回延安。1964年，甘泗淇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刘少奇表达了深切的追思之情。

　　刘少奇和欧阳钦算是大同乡中的小同乡了，他们的老家彼此相隔不过四五里路。青少年时代或许他们见面过，但算不上是朋友，因为没有在一块读书。在战争时代，他们最早相识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但也只是在开会时相见，没有具体交往。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初，欧阳钦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能见到刘少奇的机会多了，向他请示工作的次数也多了。1961年初，欧阳钦约请刘少奇到东北视察林业，刘少奇原准备在五月份成行，因“广州会议”后进行农村调查，他在湖南老家蹲点长达44天。为此，刘少奇当时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给欧阳钦致信，告诉他必须推迟去东北。刘少奇终究没有失约，于当年7月16日至8月11日，在欧阳钦全程陪同下，历时20余天，视察了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林区，并作了重要指示。

　　刘少奇与姜梦周同样相识于1922年前后，但由于姜梦周牺牲得太早，刘少奇与他没有直接工作交往。

　　刘少奇与王凌波在抗日战争初期和延安时期，彼此有过联系，但因战争环境，彼此间没有深入的交往。据王凌波夫人姜国仁回忆，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时，王凌波听过刘少奇的讲授。

　　刘少奇和陶峙岳老家相距很近，早年他们没有直接交往。陶峙岳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阵营后，刘少奇非常高兴，倍加赞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有关会议上见过面，但没有个人间的深入交往。

　　最引人骄傲的是宁乡作为一个县，自古人文厚重，星光灿烂，在缔造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宁乡不但出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而且还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两位开国元勋出在同一个县，除湘潭出了毛泽东外，在中国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有这样光荣的地方。在革命战争年代，宁乡的革命者正是在这两位伟人的影响和教导下，一代一代的宁乡志士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这些英烈中：有面对敌人屠刀视死如归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的中共湘东特委书记夏尺冰；有身负重伤仍率部英勇作战，直至壮烈牺牲的红三军团五师参谋长胡震；有被敌人凌刑处死的“沩山起义”主要领导人谢南岭；有被敌人剖腹牵肠仍高声怒斥反动派的县农民部长喻东声；有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仍不屈服的区农协委员长杨文寰；有受尽敌人30多种酷刑始终不吐一词的红二师交通站长刘石三嫂；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红二师团长钟杰；有父子三人同时为革命赴难的共产党员李九华、李凤阳、李凤朝父子；有被敌人身砍9刀，最后被倒置活埋的克强学院学生会领导人高继青……这些烈士的英勇事迹和献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他们同样不愧为宁乡人民的优秀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宁乡人前赴后继，以求是和创新为特征的宁乡精神代代传承，又出现了周光召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周光召的父亲是著名桥梁专家周凤九，宁乡檀树湾人。周光召于1929年5月出生于长沙岳麓山下，在老家度过了幼年时代，6岁时离开宁乡老家。他曾先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从小受父亲影响，勤奋好学。194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得到名师周培源、钱三强等教授的指导。大学毕业后，他执教北大物理系。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理论研究。1958年他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成为当时国际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1962年2月，周光召开始了长达18年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生涯，他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以及以后一系列核武器研究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第3462号国际小行星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