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的，写下他的家庭，写下友谊,写下情感。

　　如果他的心里始终装着普通的大众，始终为了天下百姓谋求幸福的生活，那么他的历史将是人民为他写的，写下他的风骨，写下他的功绩，写下他的信仰。

　　即使他蒙受不应有的冤屈和无尽苦难，即使正义一时被蒙骗，他也无所畏惧，因为坚定的信仰已经锻造了他最为坚强、刚毅的灵魂，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承担天下兴亡。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刘少奇主席以他的光明磊落的一生，以他正直无私的一生践行他伟大的信仰和崇高的品格。

　　在他家乡花明楼的故居纪念馆里，至今保存着这样一张礼单：“大米五斤，饼干两斤，糖果两斤，猪油一斤，盐蛋九个”。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份显得有点寒酸的礼品清单,哪怕是在共和国刚刚度过“大饥荒”的1961年，也远远谈不上贵重，而这居然是当时身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冒雨亲自手提去探望病卧的古稀之年的大姐刘绍德的礼品。

　　谁也难以置信，泱泱大国的主席听到姐姐问他“老弟啊，我吃完了这些东西，再到哪儿去找你呀?”他竟哽咽着无语以对。

　　他当然有权力给忍饥挨俄、风烛残年的姐姐锅里加把米,　可是炭子冲、宁乡县的父老乡亲，乃至全国人民都在等着加把米，于是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弟弟只能无奈地宽慰姐姐道:“现在是困难时期，您过得艰难，全国人民都过得很艰难哪，现在已经有了《六十条》，政策好了，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薄薄的一张纸，满怀酸楚的几句话，一个看似冷情的弟弟，却是一个深情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

　　1950年5月土改期间,少奇主席还曾经复信教诲嫁在地主家庭二姐刘绍懿安心劳动，好好改造，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在信中这样告诫她:“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以前那些错误的老观点，应完全改正过来。”

　　本来，只要刘少奇稍一开口，就可以招呼有关方面给以刘绍懿的照顾，但是刘少奇并没有这样做。原想获得身居高位的弟弟“撑腰”的姐姐,却得到了弟弟义正词严的批评教育。

　　不是共和国的主席冷酷，只因为视天下为家，所以无私，只因为以苍生为亲，故而至公。

　　同样地，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有些亲朋好友产生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想法，抱着各种想法要求安排工作的几个亲戚，特意赶到北京。为此，国事繁忙的刘少奇专门召开了一次移风易俗的家庭会议，特地安排在他平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会议室召开。他语重心长对亲戚们说：“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原则，滥用这种权力啊!不能以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我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始至终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任何一个亲属外出工作提供特殊化照顾和便利。

　　花明楼的草木无言,故居的砖瓦无言,在那最动荡的岁月里他的故居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是因为少奇主席看到一些在建公共食堂时期被拆掉了房屋的村民无屋可住，要他们住进他的房子，他的旧居在文革中能够才得以保存下来

　　身居高位，严于律己，从不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徇私情。历经坎坷，却能百折不改其志，终为共和国的历史深深铭记。勤政廉洁、克己爱民，人民就把他塑造成一座丰碑，矗立在祖国大地。

　　历史就是言与行,就是大爱与小我的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