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于1940年，母亲出生于1948年，祖父和外祖父家均居于回龙铺，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寒冬岁月，每当一家人围炉而坐，父亲和母亲总会和我们讲过去的贫苦岁月，告诫我们珍惜当下，努力工作，好好生活。这时，他们的眼中总是噙着泪水。

　　据父亲讲，我的祖父很少管农活和家务，父亲他们四男三女兄弟姐妹共七人，一大家子的事情都靠踮着三寸金莲的奶奶来张罗。解放前，祖上还留有几亩薄田，勉强可以维持温饱。解放后，田地收归集体，伯伯、姑姑他们都正处青少年，口粮分配少，大家食量大，很难吃上一顿饱饭。如今健在的满姑常回忆说，“老七(我的父亲最小)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灶房开碗柜，肚子饿想要吃东西，但往往柜里什么也没有，他就呆呆地在门槛上坐，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

　　父亲上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如今仍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但在当时不重视知识且家境贫穷的情况下，父亲初小毕业就回家务农了。1965年，在伯伯、姑姑们的鼓励下，父亲跟随乡基建队到广东南兴、史兴等地从事基建，学习泥工手艺，每天工资1.69元。虽然很待遇低，住的窝棚与老鼠、臭虫为伴，但比在家务农要强多了。1971年，经人介绍，父亲与母亲结婚。婚后3个月左右，父亲在朋友引荐下进入湖南省建工集团下属四公司做合同工，参与柘溪水库的金竹山电厂建设。父亲是一个好的架子工，他常自豪的说，金竹山电厂那根百米烟囱就是他们建成的。1972年，国务院下文清退国有企业合同制工人，父亲不得不从省建四公司回来，重新加入乡基建队，并参与了县氮肥厂等当时县内重点工程的建设，工资也只有每天2.08元。1980年，省建四公司又来信要父亲回去，但当时我的哥哥已出生，家里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父亲舍不下家里，就此作罢，从此在家务农，农闲时在附近帮人建房打零工。

　　我的母亲兄弟姐妹共六人，五男一女，外祖父脾气比较暴躁，家里家外的事情也是外婆操心得多。家里姊妹多，母亲排第二，自小就帮外婆担负起照顾弟弟们的重任，因此上了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母亲常回忆，有一天，我的毛舅(去年已过世)在放学路上饿得不行，和两个同学商量着去地里偷了只未成熟的南瓜，用饭盒架起火来煮着吃。南瓜没煮熟，被人发现了，吓得书包和饭盒没要就跑。天黑了，母亲找了很久才找到躲在山上一墓碑后瑟瑟发抖的毛舅，两姐弟抱头痛哭。

　　我的父母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贫苦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贫苦的出身，让他们的童年在饥饿中度过。父亲出生于抗战期间，多次跟随家人带着家什躲避战火，四五岁时曾几次目睹国民党部队与日本鬼子激战，我曾为此写过一篇父亲的回忆文章。看到我们有时把吃不完的饭菜倒掉，父亲母亲总会说我们浪费粮食，不懂得珍惜，总会和我们讲起三年困难时期。挖草根、割树皮充饥，把狗尾巴草的草籽撸下来，炒熟后掺在红薯米里面做粑粑吃，这些我们只在电视、小说中看到过的情节，他们都亲身经历过。

　　如今，父亲已经75岁，母亲67岁。父亲依然每天二两酒，自己卷的“喇叭筒”不离手，清瘦却健朗。母亲依然每天打扫洗刷不停手，依然对父亲唠唠叨叨不停口，勤劳而慈祥。儿无他求，只愿父亲母亲健康平安，安享晚年，儿会常回家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