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夏铎铺，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香山庵，这里山青水秀，香火鼎盛，但我总觉得这个香火并不是夏铎铺的文化灵魂所在。一两座庵堂，如果冠以镇域的文渊文脉，貌似为肤浅。

　　翻开史志，细细品味，我发现，夏铎铺的“士”文化，才是其文化的灵魂。

　　在夏铎铺的“士”文化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一门三进士”。自宋以来，湖南出的状元屈指可数，宁乡进士也只有区区数十位，而夏铎铺却占了四位。县志载：童翚，龙凤山人，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及第，先后在贵州绥阳、龙泉、镇宁州、黔西州、毕节等地任职，始终信奉“大学之道在亲民”，肃民风、强教育、断冤案，保环境，被誉为“黔令第一”。童翚先后在珠泉书院、朗江书院讲席，任玉潭书院山长，培养了张之洞等名家。童翚之子童秀春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童秀春于同治四年，应宁乡知县郭庆飏之约，总纂《宁乡县志·同治志》。光绪三十年，童秀春之孙童锡焘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这就是夏铎铺老少皆知的一门三进士。

　　童氏家族中还有一位上了《清史稿》的，这就是童兆蓉。童兆蓉(1838-1905)，童翚堂侄，童秀春堂弟。同治六年中举，从军陕西，先后在陕西兴安、榆林、汉中、西安和浙江任职。

　　从童翚开始，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其堂弟童镇，长子秀春，堂侄兆蓉，孙光泽、光海，曾孙锡笙、锡焘等陆续考中举人、进士和获选优贡拔贡、府郡庠生一级的秀才共数十人，童氏一脉成为夏铎铺声名显赫的大家族。

　　童氏后裔曾找过童秀春的墓葬，不知现在找到没有。其墓只知“以壬申十一月十一子时归葬於本邑二都十区”，地名平头山。如依文索骥，相信找到并不难。

　　夏铎铺还有一位著名的进士，那就是是宋代的罗仲孺。也许因为年代久远，历史的长河湮没了他的辉煌，致其名气不如童氏三进士。罗仲孺，长沙唯一状元易祓的女婿，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及第，初任陕西西安府邠州司理参军，后诏试馆职，除集贤校理、擢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翰林院，逝后，墓图记谱奉议大夫。以辅翼太子有功，诏崇祀宁邑乡贤(祀配享文庙)。罗仲孺是进了宁乡文庙的人，可谓德高望重，实至名归。2013年，罗仲孺墓被发现，经罗建宇等先生力荐，被定为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策划以其陵寝为载体，以碧桂园后花园为依托，打造灵鹫峰进士文化公园。

　　夏铎铺还有一位隐士，那就是宁乡文人都知道“楚陶三绝”陶汝鼐。陶汝鼐(1601-1683)，明亡削发为僧，号忍头陀。工诗文词赋。其一生的行事可以这样概括：“进明学，承明恩，为明宦，内心不服清；起佛号，交佛友，著佛书，终身自称儒”，陶汝鼐有2000余首诗词歌赋书画等作品传世，省府牵头的“湖湘文库”文化工程中，就专门编录了《陶汝鼐集》。陶汝鼐逝世后葬于夏铎铺镇龙凤村。有幸的是，今年的5月，市政协领导在出席龙凤村建设扶贫工作现场办公会时，特别关注陶汝鼐，嘱咐当地文物部门修缮陶汝鼐墓。

　　夏铎铺还有抗战文化，其实这正是一种勇“士”文化。1945年9月1日，宁乡县长陈敦和与日军代表于今夏铎铺镇银花桥洽谈日军投降事宜，9月4日上午，在银花桥县警察大队驻地正式接受日军投降。八年抗战中，宁乡人民应征赴抗日前线将士共38213人，仅资料记载就有1665阵亡。正是这些抗战勇士的青春和鲜血，换来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银花桥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见证。

　　夏铎铺的这些“士”文化，源远流长，在夏铎铺人的心中，是一种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