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耀祖故居。

　　12月2日，“宁乡名人故里行”采访组一行来到煤炭坝镇贺石桥村，在石桥湾组组长贺建国的带领下，走访了贺耀组故居。

　　戎马传奇 山村走出北伐名将

　　绵绵细雨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门、大锁，参天古木，老旧楼房，半月形池塘，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而悠远。

　　贺建国指着大院说，这里叫围子屋场，贺耀组父亲在世时，规模宏大，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门前的池塘成月亮形，现在剩下不到一半大了。院子里大大小小房屋有一百间，天井达12个之多。屋有翘角，立柱刷了红漆，有几层楼高，文化大革命中开万人大会就在里面开。贺耀组父亲是地主，不缺钱花，但他是个赌棍，败家子，一次，竟然把整个屋场都输掉了。后来贺耀组花钱又赎了回来。贺耀组父亲觉得没脸见人，死后，留下遗愿：“生前没守住，死了一定要守住!”贺耀组遵照遗愿，将父亲埋葬在屋场后的山上，让父亲日夜守护着贺家庞大的家业。父亲死了，贺家庞大的家业由谁来操持呢?贺耀组随即聘请当地的仁记四老倌当管家，仁记四婆婆当下手。当时，贺耀组家有良田120亩,由当地的仗山老倌耕种，贺耀组一年也难回来一次。解放后，围子屋场收归贺石桥乡政府所有。

　　从贺建国的讲述中，我们对贺耀组的生平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1889年农历4月初9，贺耀组出生于贺石桥村石桥湾组一个殷实家庭。六岁在贺氏族上办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十二岁入玉潭书院读书。贺耀祖小时候很调皮，但又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家里要是来了乞讨之人，还没等大人反应过来，他便飞快地跑到厨房舀来一大碗米施舍给人家了。

　　1905年，16岁的贺耀祖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从此正式踏入军界。1909年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底，因成绩优异被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学，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后回国参与辛亥革命运动。1912年在黄兴资助下，再度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辎重科学习。191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历任湘军团副、团长、旅长、第一师师长。1926年，接受共产党人谢觉哉劝说，受任独立第二师师长，率部北伐。在任首都卫戍司令时，为下野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创造了条件，因而颇得蒋信用，迭任要职。1928年，第二次北伐中，被日本诬为“支那暴将”，被蒋免去各职。后协助蒋介石招抚冯玉祥旧部卓有成效。1932年四月起，历任参谋次长，代行总长职务。1942年，因放行苏联支援延安的飞机，被降任重庆市市长。1945年辞职，赋闲上海。反对内战，倡导民主并掩护中共地下活动，拒绝蒋介石之委任。回湖南与程潜、唐生智等策划“自救运动”，准备迎接解放。1949年五月，在香港与龙云等44人联合发表与蒋介石集团脱离关系的起义声明。蒋派特务威胁其生命，周恩来指示有关人负保护其赴华北解放区。到北京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会见。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风云岁月 夫妻同为中共“挚友”

　　贺耀组一生，得到蒋介石的提拔重用，担任过军政要职，也被蒋介石排斥、打击过。但他和妻子倪裴君也为我党和人民办过许多好事，救过共产党人，是共产党的挚友，受到过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赞扬。

　　1925年12月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市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到长沙养病，不久在长沙文化书社被赵恒惕的秘密缉查队逮捕。赵恒惕以刘少奇是领导“五卅”运动的“过激主义分子”，决定予以处决。中共湘区区委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进行营救。当时贺耀组任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师长，贺的父亲贺穆生同共产党人谢觉哉、何叔衡、梅冶成都是清末同科秀才，谢、何、梅等人通过贺穆生关系做通了贺耀组的工作，刘少奇的胞兄刘云连、妻子何葆珍又通过另外的关系说服了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然后，由这两位宁乡籍的师长出面要求赵恒惕释放刘少奇。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又通过全国几家大报刊发表言论，并通过国民党代表大会致电赵恒惕，促其释放了刘少奇。

　　1925年底至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尚未进入湖南，共产党人梅冶成、严乔等在宁乡秘密成立农会、工会，开展工农运动。谢觉哉、何叔衡、梅冶成等以周伯南反对孙中山“唤醒民众”的革命主张，支持土豪劣绅压迫平民等事由，请贺耀组为家乡百姓撑腰。贺耀组通电全省，表示全力支持宁乡工农运动，反对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相勾结。从此，宁乡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成为湖南全省工农运动最兴盛的九个县之一。贺耀组也被一些共产党人称为“开明师长”。许多年以后，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提起此事仍记忆犹新，对贺耀组表示敬意和钦佩。

　　贺耀组与谢觉哉都是我县人，早年有过私人交往。贺耀组在谢觉哉的启发和支持下，还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他分别召集省党部、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从抗战出发，讨论修改了过去在征兵、保甲制、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等方面的一些不利抗战的规定、条文，研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新政策。贺耀组还在省府、党部会议上，号召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将国土轻易断送外人，并要求国民党各级军政人员在抗战中尽职尽责，以对得起祖宗、民族和国家。

　　对于这些,谢觉哉非常满意,他还曾指示自己的夫人王定国多接近贺的夫人倪裴君。倪裴君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由接近中共转变为要求加入中共,并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谢觉哉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贺耀组的特殊身份,认为她暂时不加入共产党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让王定国去找她谈话,劝她暂时在党外协助党工作。于是,倪裴君继续矢志不渝地为中共工作,中共党组织也始终信任她,把她当成“党外布尔什维克”。

　　自从倪裴君为中共工作以后,贺耀组与谢觉哉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并屡助共产党。1942年,一架运载药品的飞机由苏联飞往延安,中途停在兰州机场。贺耀组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他未经蒋介石同意,便以侍从室主任的名义命令航空站连夜将飞机放行,这大大得罪了蒋介石。

　　1949年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刻,蒋介石希望贺耀组去台湾。为形势所迫,贺耀组只身来到香港。此时在倪裴君的竭力劝说下,贺耀组于是年7月7日由香港向谢觉哉发电报,请求谢替他向中共中央解释自己的身份,表示愿以实际行动投向人民。谢觉哉接到电报后,立即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两位领导人当即对贺耀组政治立场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委托谢电告贺耀组:欢迎你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贺耀组接到谢的复电后,于是年8月13日,联络黄绍竑、龙云、刘斐、李默庵、覃异之等国民党要员44人在香港起义。不久,贺耀组从香港回到北京,毛主席、周恩来和谢觉哉都接见了他。

　　1961年，贺耀组因患不治之症住进了医院，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非常关心，指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周恩来曾派人前去看望和慰问，并多次询问贺耀组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但贺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7月16日在北京去世，终年72岁。“有能肩国任，无欲铸军魂”，贺耀组去世后，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一生中所做的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的骨灰也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