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黄钺墓葬。

 

 

黄钺故居。

黄祖同向记者介绍父亲黄钺生前事迹。

 

　　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影响和孕育下，宁乡这片热土上出现了一批批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物，不论文的武的，无一例外地在湖南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宁乡乃至湖南的骄傲。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当中，有一位出生于清末成名于民国的人物尤为瞩目，他就是宁乡近代史上的杰出代表、辛亥革命元勋黄钺。

　　2月29日，“宁乡名人故里行”采访组一行在东湖塘镇热心人士欧有才的带领下，来到燕山村梽木湴，走访了辛亥革命元勋黄钺故里。

　　继承父志

　　出师未捷赴上海加入同盟会

　　燕山村支部书记廖小林向我们介绍，黄钺的祖父玉林公于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在梽木湴筑黄土墙建茅屋三间，黄钺于1869年在此出生。7岁时，母亲李氏去世，父亲外出投军，留下黄钺和祖母杨氏在老家相依为命。年纪再大一点，黄钺去邻居私塾读书，放学回来就在家温习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经典书籍，学写毛笔字，祖母在屋旁边种菜，黄钺则帮助浇水和扯草。后来，其父黄万鹏因随左宗棠赴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有功，任新疆提督。他就随父外出，至1912年下半年他在甘肃起义后回老家，将老茅草屋改建成瓦屋，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建2间，成曲尺形。故居前面是池塘，池塘右侧有三个小泉水井成品字形，后面和左右均是山峰围绕，一年四季都是绿树成荫。

　　上世纪50年代初，故居因久经风雨侵蚀，部分檀木坍塌，后人于是又将其改换、加固、维修，并在旁边加建了两间现代化的红砖平房，始成现在照片中的样子。故居后山有黄钺墓葬，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县文物局进行文物普查时，将黄钺故居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予以保护，故居前两棵大香樟，县林业局也挂上了宁乡县古名木牌。

　　据黄钺之子黄祖同介绍，父亲黄钺从小就有继承父志报效国家的宏志。青年时期常读王船山著作，对船山先生的“道随器变”、“天地之化日新”的唯物主义和与时俱进观点非常推崇，他经游各地进行考察，目睹满清王朝的腐败，山河破碎，萌生革命思想，认为“非革新专制，推倒满清腐败政府，国将无以图存、民将无以自立。”遂立志从事革命活动，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概况，建议仿效日本，以图自强，并于1898年偕友王家宾等去湖北晋谒张之洞。虽然张并未采纳黄钺的建议，但黄越从此便认准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必将迎来一场革故鼎新的风暴，并自此投笔从戎，任职于当时很有名的“虎营”营务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清朝的气数危在旦夕，本是同仇敌忾的时候，但此时，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却像丧家犬一样仓皇逃离北京城。得到消息的黄钺当即率兵截击，谁知西太后化妆成农妇从西直门秘密逃走。黄钺出城时天已昏黑，又下大雨，结果误走保定，截击失败。

　　不久，革命志士黄申浦、洪楠生由汉口来信，相约响应另两位志士唐才常、林圭起义。正筹划间，突然得知唐、林起义军失败，众志士罹难，黄钺便遣散所部，赴上海等地再图起义。后与革命志士黄易、李世昌、成邦杰等人在上海、武汉等地成立“寰球中国留学招待所”、“广艺书局”和“益中书局”、“武器书局”、“大家来栈”等作为革命秘密机关和活动场所。在此期间，黄钺奔走于上海、汉口等地，积极斡旋，先后多次营救了许多革命志士。

　　1905年，黄钺与黄易在湖南组织了“新华会”、“虚无党支部”，并回宁乡创办织布厂，以办矿办厂为借口，实为革命秘密机关，后被巡抚端方发觉，黄易被捕，黄钺逃离湖南再赴上海。1906年经黄兴介绍，黄钺在上海加入同盟会，从此，他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从事革命活动不遗余力。

　　心忧天下

　　赴西北传播革命火种

　　辛亥武昌起义前，东南各省民主革命斗争形势高涨，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革命潜流已成百川归海之势，但中国西北地区，因山川四固，风气未开，民主运动未能发展。

　　为了在中国西北地区点燃革命烈火，黄兴和同盟会成员经过认真研究，特派遣黄钺去甘肃传播火种开拓革命阵地，以呼应东南。黄钺欣然受命，是年冬，黄钺带领一批湘籍同志风尘仆仆赶日夜兼程赶到了兰州。他以候补道人和故人之子的双重身份拜会清廷驻兰州陕甘总督长庚。长庚赞其“文武兼资，才堪疆寄”，命他为甘肃督练公所总参议。于是，黄钺利用这个合法职位，暗中物色革命同志进行民主革命宣传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昌枪响惊醒了中华大地。10月22日，陕西民军在革命党人张凤刿的领导下，响应武昌起义，驱逐陕西巡抚钱能训取得成功，并在西安宣布独立，建立陕西军政府。这一行动无异议晴天霹雳，轰开了西北地区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宣统王朝偏安西北一寓的迷梦彻底破灭。这一壮举致使陕甘满清官僚集团闻风丧胆，惊恐万状。时任署甘法司彭英甲之流急谋出兵剿伐，妄图将陕西革命烈火扑灭在燎原之前。此时，黄钺任军事参议才两个月，他既为陕西义举所鼓舞，又为甘军的蠢蠢欲动而焦急，自思“若陕不保，则西北可危，西北一危，则东南孤立，共和之局，终难大定。”于是他重阳夜密谒长庚，力劝长庚正视“甘肃兵力薄弱，饷械两绌”的现实，切勿轻启兵端，而要“以守为战，保境息民，坐待大局之定。”长庚便听信黄钺的按兵不动，这样，为陕西革命军立足赢得了时间。

　　然而，黄钺之谋终究只能起到缓兵一时的作用，甘肃总督长庚出于反动本性，在彭英甲等人的怂恿和撺掇下，很快改变了按兵不动的态度，转而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攻陕，并迅速拼凑一支由所谓“精锐西军”、“壮凯军”、“振武军”三部组成的甘肃东征军，又电奏清廷任命前任陕甘总督升允为陕西巡抚，由升允总办军务，统率东征军分东、南两路，从甘肃泾川、秦州出发金帆陕西。而此时，黄钺的革命思想已被彭英甲之流看出端倪，并遭到他们的排挤，困居兰州，受制于人。

　　就在黄钺左右为难之际，忽然得到长庚命令，令其募兵一营，并另率五营开抵秦州(即今天水市)布防。黄钺大喜过望，立即行动，并以布防的名义驻扎秦州，名为堵塞陕西革命军退路，实则图谋起义。黄钺的五个营，驻扎在秦州城郊泰山庙。黄钺决定“就秦州反正，以截甘军后路，则陕危不救自解。”同时一面派自己人东联陕西，南结四川，以为外援；一面派人策反秦州城内防军起义事宜，以为内应。经过紧张的谋划，一切部署就绪。

　　1912年3月11日凌晨，黄钺率部2000余人进攻秦州城，一路攻打游击衙门，游击司令玉润开枪顽抗，为起义军所击毙；一路袭击州衙，生擒知州张庭武；一路袭击道府，喊话道台向燊合作，向燊同意配合。眼看胜利在望，谁知次日下午，突有回军部队将领马忠孝率部直逼秦州城下，情况突变，眼看一场血战即将爆发。在此紧急关头，有胆有识的黄钺率当地士绅深入虎穴，晓以共和大义，最终做通了马忠孝的思想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乃得停息，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

　　矢志忠贞

　　毕生从事民主共和革命

　　秦州起义成功后，黄钺马上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选为军政府正都督。军政府成立后，颁布“约法”5章35条，规定军政府“以维持救济人为宗旨”，悬挂中华民国新国旗，兴农工，办教育，革除清朝陋习，维护地方治安，做了大量工作，秦州老百姓拍手称快。

　　秦州起义，第一次在甘肃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民主革命政权——甘肃临时军政府，在危急的关头，支持了陕西军政府的巩固和建设。因为秦州起义消息传至陕西前线，东征军见“后院起火”，急忙撤围，此举收中华民国真正的共和统一一篑之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甘肃省还是受清朝势力统治)。秦州起义的成功，是黄钺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坚强决心，履践湖湘文化的坚毅果敢学风、不信邪、身体力行、硬拼到底的结果，最终完成了黄兴同盟会的重托。

　　就在秦州起义八天之后，即3月19日，兰州赵惟熙见大势已去，投机革命，也在兰州宣布独立，成立了一个“甘肃军政府”。并利用兰州比秦州方便得多的优越条件(秦州没有电报局，要到千里之遥的陕西西安，要通电，且交通不便，须得步行。再者黄钺起义后首先只向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通电)，即于所谓起义的当日，用快电电告北京袁世凯。袁世凯收到赵惟熙的电报时，黄钺所发电报还未到达。所以袁世凯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并根据赵惟熙一面之词，指责黄钺领导的秦州起义是“擅拥甲兵，有害公安，动摇国体”，勒令黄钺取消甘肃临时军政府。

　　黄钺对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他历数袁世凯“受赵氏之蒙骗”、“颠倒黑白”、“武断罗织”、“有伤全国共和”、“阻塞豪俊之气”、“违众而发不情之令”、“横逆待人”、“淆乱民国是非”、“凭借权势、帝制自为”、“专为舆论相违”等十大可惜。在袁世凯居高位而当权的情况下，黄钺能这样仗义执言地控诉他，着实是石破天惊，具备无穷胆量。秦州起义后，孙中山授予黄钺陆军上将衔，并聘他为总统府政治参议官，军事顾问官。

　　其后，袁世凯为恢复帝制，企图笼络黄钺拥戴他，发电报给黄钺：“望速来京，以备录用”。黄钺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拒绝去北京做官。1913年7月，国民党人组织二次革命，黄钺通电袁世凯立即“退位，以保共和”。1916年，力反“洪宪”，策动陕西驱逐袁世凯爪牙，组织军队进行讨伐。1918年任湘鄂豫招抚使，讨伐张敬尧。1922年参加讨伐陈炯明叛乱战役，1924年任鄂北司令，秘密入京，推翻曹锟政府。1926年参加北伐，任鄂豫边防司令，先后攻克武昌、击溃吴佩孚主力，充当北伐先驱。他同时始终关注时世，抗日战争爆发，已年届70高龄的黄钺，他在家乡组织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并任总司令，积极组织抵抗外侮，直到逝世。其所作所为，受到家乡人民的拥戴。

　　黄钺晚年回家乡定居，参与编撰第九修《宁乡县志》等公益事业，于1942年在74岁高龄生下幺子黄祖同，于第二年11月病逝于家乡，其时黄祖同仅11个月大。黄钺逝世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谓其“毕生从事革命，矢志忠贞，赞助共和，厥功甚著，特予明令褒扬，以彰潜德，显明勋”。其墓得到历届人民政府和其后裔关注。主要著作《陇右光复记》，全过程记录了革命党人秦州起义，该书是辛亥革命史中的瑰宝，谭延闿扉页题书名，周震鳞作首序。黄钺革命事迹，载全国政协编辑的《辛亥革命回忆录》、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以及台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

　　纵观黄钺一生，可以说爱国是其生命的主旋律，革命是其人生的主题曲。自少年之时，其便树立了报国之志，之后在目睹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与列强的残酷剥削后，便毅然选择了革命报国之路，立志为近代中国的民主共和革命而奋斗终身，特别是其所领导的秦州起义为甘肃乃至西北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西北民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开起了近代西北社会民主共和的先河。虽然甘肃临时军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但其历史功绩与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能因黄钺所领导的秦州起义最终失败，而否决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总括而言，黄钺乃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上的重要的民主革命家，尤其是中国近代西北史与西北辛亥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之一，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四个湘籍省级都督之一，(其余三位是湖南都督焦达峰、继任湖南都督谭延闿、云南都督蔡锷)，其革命英迹与历史功勋理应载入史册，并予以其应有之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