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华

读《我与地坛》，有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作者史铁生对母亲的愧疚。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悔恨，而是一种在岁月沉淀和生死拷问后，对“爱”与“被爱”关系的深刻觉醒。这种觉醒，恰恰映照出当下许多情感关系的苍白。

首先，史铁生那份刻骨的愧疚，其根源并非来自外界的责难，而是一场内向的、迟来的觉醒。母亲在时，她的爱以沉默的隐忍为形态，被他痛苦的壁垒全然隔绝；直到母亲离去，他才终于获得一种“后见之明”，得以清晰地回望与审视。那份爱曾经的形态，如同水落石出，第一次如此分明地裸露在他眼前——而这“看见”的刹那，已是永诀。动人的正是这无法弥补的顿悟。

作者“看见”了母亲那份沉默而具体的艰难。正如文章所写：“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这份深刻的理解，迫使她将汹涌的母爱压抑成克制的守望。他后来才艰难地拼凑和想象出那样的画面：母亲是怎样一次次目送他摇着轮椅独自前往地坛——她既不敢上前，因知那是儿子唯一的避难所，渴望他获得片刻的宁静；又无法不忧心，目光追随着儿子的背影，心中承受着怎样的焦灼与无助。她站在原地，进退维谷，她的爱，在理解与疼惜的撕扯中，变得无比艰难。

作者也看见了自己的“傲慢”。他痛悔地剖析，自己当时完全沉浸在个人的苦痛中，认为全世界都欠他的，因而对母亲的关怀报以粗暴和不耐烦。这种对自身“恶”的直视，是灵魂高贵的起点。他写道：“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作者的这种愧疚，本质上是爱的延迟反应。当他自己从绝望的深渊中稍微爬出，有了爱的能力时，才终于看懂当年母亲给予他的、他当时却无力接受的爱是何等深沉。这是一种深刻的“共情”能力的苏醒。

反观当下，许多人将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其根源在于一种共情视角的关闭。这种心态切断了情感的回路，将源源不断的爱理解为一种无须回应，也无须探寻缘由的静态背景。接收者不再去想象这份付出的具体形态——它是否压缩了父母的时间，压抑了父母的志趣，又是否在疲惫时依然强颜欢笑。然而，一道更深的隔膜在于，他们从未将自己置于同样的情境下进行一场“镜像般的拷问”：若角色对调，自己能否做到父母这般地步？

当爱的动态过程被固化为冰冷的既定事实，感恩之心便无从谈起。

相较于共情的关闭，个别人对父母的“冷眼相待”则更进一步，性质也更为不堪。这已非简单的麻木，而是一种主动的情感转嫁——将自身在别处承受的失意或未能满足的欲望，发泄在最亲近、最安全的父母身上。这种行径，本质上是一种“情感上的欺软怕硬”。其根源在于，他们将血缘纽带所带来的安全感，异化为了一种畸形的特权，内心怀揣着一种错误的确定性：“正因为知道你绝不会离开，我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史铁生没有让这份对母亲的愧疚仅仅停留在个人的、沉沦的哀伤里，而是将其化为普世的爱的哲学。

他因为理解了母亲的不易，进而理解了天下所有“母亲”的艰难与伟大。作者更把这种忏悔化为一种劝诫和警醒：“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是用自己的血泪教训，去唤醒他人的共情，避免悲剧重演。

正是这份愧疚，促使他对爱、对责任与生命的脆弱进行了最彻底的审视。其伟大的意义在于，这种内省没有导向偏狭的怨恨，而是将个人的苦难淬炼成了一种深刻的悲悯，让他的灵魂在负重中变得宽厚而柔软。

我们珍视《我与地坛》，正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近乎失传的情感品质：对爱的敏感、对付出的敬畏，以及对自身过失的勇敢直面。

在一个人人强调“权利”、容易变得精致的利己主义时代，史铁生的文字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他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与高贵，始于放下“理所当然”的傲慢，学会在拥有时“看见”爱、珍惜爱，并怀着谦卑与感恩去回应爱。

读他的作品，不仅是一次文学享受，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和情感的再教育。